中国能源需求与外交威胁世界？真相与假象

梁俊佳

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哲学硕士候选人

一、             引言

近年，中国的能源市场变得举世瞩目。伴随着的，是两套不同版本的「中国能源威胁论」。它们都打击着北京的「和平发展」外交形象。

「中国能源威胁论」的第一版本，表达了世界多国（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可能引发全球能源危机的焦虑。这套威胁论可说是「谁来养活中国」的能源版本。它问的是「谁来喂胞中国的石油胃口」，而烦恼的是中国石油需求会推高油价和减少别国的石油供应。

「中国能源威胁论」的第二版本，表达的不是世界，而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焦虑。焦虑的是中国透过向第三世界大量进口原油，提升自己在这些地区的「软实力」，却没有好好当一个负责任的国家（Responsible state），多番以「不干涉原则」阻碍西方和联合国的改善人权计划。一个相当经典例子，是西方指责北京为了自己的石油利益，而阻碍它们解决苏丹的达尔富尔（Darfur）人道灾难。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能源引发了新一回中国与西方价值系统的冲突，而西方学者经常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将会满足于当个「维护现有秩序的强国」（Status quo power），还是又像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样，希望改变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成为一个「改变现有秩序的强国」（Revisionist power）？

        二十世纪末，当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的说法时，西方政界和学界都议论纷纷。为此感到最悲观的学者，要算是美国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大国强权政治的逻辑，就是要取代现有的「霸权」（Hegemon，其实可译作「盟主」。「霸道」在中国文化中带贬义，而Hegemon原意不带贬意，意指领导群雄制订秩序、执行规则的领导者）， 制造冲突。这套理论观可名为攻势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

        本文将分析这两种「中国能源威胁论」，明确指出这些威胁论的理由和根据多源自一些假象或迷思(Myth)，并断定至少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能源需求与外交并未真正威胁世界。以下，本文将先概述中国的能源安全现况、政策和措施，然后分析这些政策和措施如何导致「中国能源威胁论」，及当中的真相与假象。

二、             中国的能源安全与政权合法性

中国的领袖和专家真正开始担忧国家的能源安全是二○○○年后的事。有一个方法可以很生动地印证这个说法。于中国信息行（infobank.cn）的中国经济新闻库中，我们输入「能源安全」为关键词，并把时间区域定为二○○○年一月一日之前，发现只有四十篇的内文命中这个关键词。第一篇出现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七日（中国于九三年成为净石油进口国，是经济改革开放后首次）。

相反，若我们把时间区域定为二○○○年一月一日至二○○九年六月十二日（笔者书写拙文的日子），却有二千三百三十一篇拥有「能源安全」字眼的经济新闻。（如果有机会，把时间的分布做一个统计描述相信会更有趣。）二○○○年成为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当年的石油（原油及石油产品）净进口达七千五百万吨，是九九年的一倍半，是九三年的六倍以上。

        其实，中国的能源需求约有九成可以自给自足。而这个国际上少有的数字，主要来自两个事实：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而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参考二○○九年版的《中国统计摘要》，于○八年，煤炭占了全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百分六十八点七，其次是石油（百分之十八点七），然后是一次电力（包括水电、核电和风电，占百分之八点九）和天然气（百分之三点八）。

        所谓「能源安全」，现时最好用的定义，是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主席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的定义。他于一九八八年，在《Foreign Affairs》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九九○年代的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 in the 1990s”）的文章，并界定「能源安全」为「充足而可靠的能源供应，和合理的价格，使国家的核心价值和目标不受损害」（”Adequate, reliable supplies of energy at reasonable prices and in ways that do not jeopardize major national values and objectives”）。

        在这个定义下，「中国的能源安全」几乎等同「中国的石油安全」。一方面，中国要以净进口方式获得的能源，暂时只有石油，另一方面充足而可靠的石油供应，和合理的价格，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核心战略成败。

        以往，新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来源是共产主义，而改革开放之后，北京改以国族主义（Nationalism）去重新获取政治合法性，及以此来团结国民。石油是满足中国国族主义目标的必需品。这些目标包括：经济高速增长（「三步走」战略）、和谐社会、领土完整及世界强国。首先，石油是经济运输的必需品，如果供应短缺或价格过高，将减慢经济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其次，油价过高会降低国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使用农业机械的农民和出租车司机。再次，石油是海陆空军备的战略燃料，供应短缺或价格过高会降低解放军战斗力和保持领土完整的能力。○八年十一月号的《汉和防务评论》便有文章分析，中国空军为了节油而减少了飞行练习的时间。最后，如果上述三个目标的达成受到损害，亦同时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的达成受到损害。

        为了提升能源安全───或更确切地说，为了减慢能源安全程度的恶化───北京自九○年代中期起便积极推动进口来源地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并取得一定的成功。例如，于九五年，百分之四十六原油进口来自海湾地区、百分之四十一来自亚太、百分之十一来自非洲，及百分之二来自其它地区；而于○五年，百分之四十六原油进口来自海湾地区、百分之三十一来算非洲、百分之十二来自前苏联和欧洲、百分之八来自亚太，及百分之三来自美洲。多元化程度明显上升。

到了九○年代末，北京更启动「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家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向多国政府购买原油探采权（rights for exploring and exploiting），及收购拥有原油探采权的国有及私营石油公司部份或全部股份。为了令过程顺利，北京多次透过与别国政府建立双边关系，甚至提供各种利益援助。

据○九年六月出版的《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中国二○○八年的石油消费量为三亿七千五百七十万吨，其中一半需要透过净进口方式获取。如无意外，中国的原油产量将继续缓慢增长，故此现存的国内和国外的报告，都预测到了二○二○年，净石油进口将占总消费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

三、             「中国能源威胁论A」

随着中国石油净进口不断上升，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贪得无厌」的石油胃口，会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甚至把自○三年开始的高油价时代，单单归因于中国的石油消费。

无疑，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道德上有权利使用石油，发展好自己的社会和经济，进一步消灭贫穷问题，使全民步向小康社会。特别是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费还非常低，○七年的水平还只是一年两桶，远低于墨西哥的七桶、日本的十四桶、南韩的十六桶和美国的廿五桶。

但是单单这个道理，并未能令威胁论者释怀。我们应指出的是，中国现今的石油需求在不算大，石油进口在全球的比例就更少。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但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他们却没有同时转述。首先，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其石油需求只占全球总消费的百分之九点六（二○○八年），而人口三亿多的美国的石油需求，就已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二○○八年）。一个很生动的说法是，如果美国的所有私家车是一个国家，它一年所消耗的石油就已经超过整个中国的需求。这些事实又替我们重温了一堂统计学入门课：用排名去描述一组数据有时可以很误导，因为它未能提供数据集的离散程度。其次，因为日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是百分百，所以虽然它只是第三大消费国，但仍然是第二大净进口国。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对油价上升没有关系。因为发展水平较低，石油消费基数细，增长速度也较快，所以近年中国的确占据了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构成比例。但是，市场价格是受供应和需求决定的。近年油价层创新高，部份原因就是全球原油生产能力和炼油能力的增长速度太慢，而这结果又涉及很多错纵复杂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而且因为美元疲弱，各种能源基金成为全球热钱的避难所。在基金经理的造谣下（供应方面，他们说世界很快耗尽原油；需求方面，他们则说中国和印度正疯狂地消费所余无几的石油），投机因素推高油价。总之，中国对高油价的贡献没有想象中大：二○○○至○三年（低油价时期），中国石油需求对世界需求增长的贡献是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三年至○七年（高油价时期），也不过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一，可见油价受供应和投机因素影响，中国需求只是其中一环。

另一个惹来外国不安的，是中国油公司在世界多个地区采购和开发油田，及收购外国的油公司。他们怕这会减少了流通在全球石油市场的石油数量，因为中国把油田买了，即把原油抽离石油市场───这是很多不了解石油市场运作的政治家和学者常有的误解。

首先，无论中国以何种方式或在何处获得原油，在本质上都没有分别。中国如果不透过购买油田自行开采原油运回本国，就得向一般原油市场购买。而且中国购买油田再运油回国，仍然要付出国际油价的成本，因为世界石油市场是一个市场：你把一桶属于自己的原油运到你处，而不是拿去卖，当中的机会成本就是国际油价。

其次，中国在外国开探的原油中，有不少不是运回国内，而是卖给其它国家。以中国生产的苏丹原油为例，二○○七年只有约一半是运回国内消费者，其余的主要是卖给日本；同样，在二○○四年，中国在哈萨克生产的原油也只有两成是流回中国，其余的都是卖往世界市场。成因包括原油质素、运输成本、或油公司的获利动机（国内的油价往往较国际市场低）。

第三，中国四出收购油田其实增加了全球石油的供应。众所周知，不少中国投资的海外油田都是一般独立能源公司不愿意或不能够投资开发的。原因包括美国经济制裁政策令美国能源公司裁离，当地的生产条件、油田级数、原油质数太低劣，以及部份地区选择石油国有化，只限制与该政府有友好双边关系的国家前来投资和开发等。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西方媒体常常宣称中国油公司是世界油田争夺战中的胜利者（指因为油公司背后有北京在外交上全力配合），但是中国所拥有的海外油田其实不多。以非洲为例，二○○六年中国石油公司三巨头在该区生产的原油总和，竟然只有一间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在非洲的产量的三分一、或阿尔及利亚国有石油公司（Snoatrach）的百分之七。而同年中国在非洲的石油业投资额，只及国际油公司的百分之八、非洲国有油公司的百分之三。虽然笔者未能为此找到较新的数据支持，但在其它非洲国有油公司和西方油公司不断投资下，中国的非洲原油生产和投资份额之小的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有翻天覆地的转变。无论如何观察，中国油公司在收购海外油田的事务上，最多不过是个后起之秀，短期内完全没有能力威胁西方的百年老字号石油巨头（Big Oil或Oil Major）。

四、             「中国能源威胁论B」

除了能源方面，西方的另一套中国能源威胁论，正是担心中国会借着自己的宠大能源市场，提升自己在第三世界能源生产国的影响力或「软实力」，然后改变现有的，以西方价值观为本的，国际秩序。

        一九五三年，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套「不干涉别国」的政策，一直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这套原则后来成为所谓「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重要内涵。随着中国的软实力上升，「北京共识」渐能挑战主流西方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故此在主流西方人眼中，中国软实力上升就意味着两套价值系统的磨擦和角力 ；而中国软实力的上升，部份归因于它的能源外交。

        结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能源外交，据说，有两个后果。第一，中国愿意和西方不欢迎的政权合作，例如苏丹、伊朗政府等，向这些政权提供支持、资助和货款，甚至售卖武器，却不要求它们要改善人权或改变政府制度等。加上中国向它们大量收购石油，令这些政权富甲一方，足以完全漠视西方的经济制裁和联合国改善人权的要求。第二，中国会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反对通过那些对中国能源安全有利的国家的制裁行动。

      本文同意中国的能源外交削弱了西方改变某些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的成效，但质疑中国的不干涉政策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

        学者豪瑟（Trevor Houser）和利瓦伊（Roy Levy）翻查涉及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关于各种制裁的章节）的决议记录。他们发现两个重要事实。第一，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北京与美国、英国和法国就制裁决议的共识却在增加（除了一些棘手国家包括伊朗、苏丹和缅甸），而非减少。第二，北京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对个某国的制裁决议，与中国和该国的经济和能源关系，没有明显关系。例如北京曾通过对伊朗和安哥拉的制裁决议，尽使它们是中国重要石油来源；北京早在一九九六年便放弃表态（Abstain）对苏丹的制裁决议，尽使当年苏丹对华经济重要极低；自一九九○年，北京百分之四十的弃票是关于巴尔干，一个对中国无关重要的地区。

五、             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的能源（石油）需求，在能源层面并未威胁世界。而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领土主权，避免干涉别国内务，是五十年代起一贯作风，而非为了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坚持不干涉原则更会削弱自己的能源安全。笔者于三月廿七日《信报》发表的评论指出，北京不主动干涉苏丹内战，引导南北政府和谈和改组，防止内战再爆发，才是损害中国能源安全的行为。另一方面，结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能源外交，的确削弱了「华盛顿共识」和西方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的推广。但是，我们还未能断定中国有意成为威胁现存西方秩序的强国。

中国这本书之所难读，就是两个持相反观点的人，总能在中国的新闻和政策找到大量可用来支持自己的理摢。近年，中国在外交上有不少举动都表现出它有意当个「在西方框架下的负责任的国家」，例如积极启动六方会谈，派发更多联合国维和部队，及支持联合国介入苏丹乱局等。另一方面，去年年底，中国在乌干达拉凯区（Rakai）境内获得一个五百多平方公里、特许九十九年的自主经营权的自由贸易区，教人想到北京会否有意向非洲输出「威权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